管仲被拜为太宰后，齐桓公小白（注1）毕恭毕敬的请教管仲如何才能安定国家。
确实，齐国此前已数次内乱，人心不稳，元气大伤，如何拨乱反正，重建齐国和谐社会，此乃当务之急。
管仲举起四个指头，回答了四个字——礼义廉耻。
他接着又发表了一句名言，这句话在后世经常被人提起，引为士大夫的座右铭：“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也！”但管仲接着话锋一转，又道“然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唱完了高调就回归现实，管仲果然是个朴素的政治思想家，他这就叫做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但以物质文明调动精神文明发展。管仲还表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总之，一句话，只要老百姓都有钱，就没人会冒风险犯罪闹事，这方法绝对比严刑峻法更有效。不要动不动就指责老百姓仇富，老百姓只要满足了自己并不多的物质需求，对富裕阶层最多只是羡慕，而不是嫉妒恨。这就是管仲伟大的“富治思想”，比西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要早两千四百多年。
展开剩余97%当然，光“富治”还不行，还得搞好分配，管仲表示：“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分之”，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调剂分配非常重要，国家的一大职责，就是要严格控制基尼系数，做到“贫富有度”，因为“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既要避免因富而骄，又防止贫而不知耻，如此才能调动民力，服务于国家的目标。所以管仲的财政措施虽然提倡低税制，但有时却喜欢征收重税，借之为均济分配财富的一种手段。
齐桓公对管仲的意见都非常肯定，但转念一想，他的脸色又沉了下来，原来，管仲所说的“礼义廉耻”，齐桓公并没有，而且他还有三大缺点，或者说三大爱好，那就是好田猎，好美色，好吃喝。而且，齐桓公虽然知道这是缺点，但就是改不了，咋办？这样还能成就霸业吗？
于是，齐桓公说：“寡人有病，寡人不幸而好美色，又喜田猎，且嗜酒如命，夜以继日，沉溺其中，常使爵腐于酒，肉腐于俎，得无害于霸乎？”
此言一出，群臣皆惊。天哪，主公说话未免也太实诚了吧，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他这些坏毛病，但他也不用当着群臣的面不加掩饰的说出来吧，如此坦率，如此直白，如此不知维护自己领导的形象，真是坦率的有点“小白”。
确实，齐桓公可以说是夏商周三代除了商纣王以外最奢侈最爱享乐的国君了，虽然没有到“酒池肉林”的地步，不过也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齐桓公到底有多奢侈？管仲曾说他：“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浆；衣练紫之衣、狐白之裘。”（《说苑·反质》）墨子则说他：“高冠博带，金剑木盾。”（《墨子·公孟》）意思是说齐桓公喜欢戴高帽，穿紫衣，着狐裘，系大带，佩金剑；甚至连喝水都不喝普通白开水，要喝桂花汁……瞧瞧这形象，简直高调奢华到了极点，堪称是春秋第一时尚人士。
所谓上行下效，齐桓公极尽奢华，齐国的百姓也竞相攀比不落人后，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桓公穿衣喜欢穿紫色，于是一国尽服紫。放眼望去，整个临淄城，变成了紫色的海洋，就跟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一般，浪漫、神秘、诱惑，美的如梦似幻。
从此，紫色变成了齐国乃至中国最尊贵的颜色，唐宋两代甚至规定，三品以下官员服朱，三品以上高官则服紫。所谓“红得发紫”，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吧。
紫色之尊贵，大概是因为古代紫色染料最为珍贵，在当时，五匹最好的生绢也换不到一匹紫色的练布（注2）；染紫成本之高，在于纯紫的染料无法从植物与矿物中提取，而需要依靠挤压骨螺的分泌物，每一个骨螺产生的染料极少，染成一件，需要大量能够染紫的动物骨螺（注3）。齐国人喜欢穿着打扮，一国尚紫，“冠带衣履天下”，由此可见一斑。以桓公为首的齐人，凭借自身发达的经济与巨额的财富，完全把临淄打造成了时尚风靡之都，把齐国变成了当世最奢华的享乐天堂。这种全民狂欢纵欲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至于喝酒。《管子》不仅说他嗜酒如命，甚至于“日夜相继，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韩非子》上则说他有次喝酒醉到把代表自己身份的“冠冕”（帽子和帽子上的垂饰，春秋时只有贵族可戴冠，只有天子及诸侯冠上才有冕）都弄丢了，以至羞的三天不敢上朝。另据《说苑》记载说有次齐桓公请大夫们饮宴，管仲被罚酒，却只喝一半，桓公还因此发了小孩子脾气。
大凡生性豁达之人都爱纵酒，所谓半醉半醒间，最易忘却忧伤烦恼，桓公概如此也。
至于田猎，《管子》还说他经常出去打野鸡打到天黑了都不肯回宫，非满载而归绝不罢手。
除了喜欢饮宴田猎，齐桓公还是个音乐发烧友，据说他珍藏有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号钟”。“号钟”本为演奏过“高山流水”的著名音乐家俞伯牙之琴，此琴乐音洪亮，犹如钟声激荡，号角长鸣，令人震耳欲聋。后来有人将它献给桓公，桓公对其爱不释手。
此外，除了吃喝玩乐，齐桓公对“住”这一块也非常注重享受，他有一座华丽的行宫，叫做柏寝，《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齐侯与晏子坐于柏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据《汉书》颜师古注，柏寝因“以柏木为寝室于台之上”而得名。古人认为柏木是一种具有神性的灵木（注4），非常珍贵，汉代著名的帝王葬具“黄肠题凑”就是由柏木堆垒而成，皇帝的诏书一般也是用柏木来书写（日常文书则一般用易弯的杨木和柳木书写），可见其贵重。齐桓公却将其用来搭建寝宫，真是奢侈啊，据传，柏寝当初高达三丈许，方圆四十亩。台上殿宇壮观，台周翠柏苍郁，台的东侧还修有宽约丈余的台道，可见其耗资之重，靡费之巨。
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在今天的山东省广饶县桓台村西南，柏寝台遗迹仍存，不过只剩下断垣残碣一丘墟，殿宇宫室则全没了。
最后我们来说说齐桓公的好色。这位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色的帝王之一了。《韩非子》上说：“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於市。”意思是齐桓公他竟然经常披头散发，左拥右抱的载着妇人在临淄大街上穿堂过户，展览表演，真是惊世骇俗。
还有更惊世骇俗的。
《管子·小匡》有云：“桓公谓管仲曰：‘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姑姊妹有未嫁者。’”
《晏子春秋》则记载，齐景公曾痛苦地询问晏婴：“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而得为贤君何？’”晏婴回答：“桓公小白相淫九人，而齐人不刺之者，盖以功多足以除恶故也。”
《荀子·仲尼》有云：“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汰。”
陆贾《新语》有云：“桓公不分亲疏之别，淫诸姑姊妹，不嫁者凡七人之事。”
所有记载无非说了一件事儿，齐桓公的情妇中间，竟然有七个或九个是他未出嫁的姑姊妹。当然比起齐襄公淫乱自己的亲姊妹，桓公还是有所收敛的，不过这也够过分了，毕竟人数一项就大大拼过了他哥齐襄公。我只能说，齐僖公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也太乱来了。
另外，《汉书·地理志》还说：“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按《汉书》的说法，齐国拥有长女不嫁的习俗乃源自齐襄公乱伦，但有学者指出其实应始于齐桓公，因为齐襄公只是与已出嫁之妹文姜淫乱，并没有姑姊妹不嫁的记载。反之齐桓公姑姊妹不嫁的记载却不绝于史。可能是齐桓公功绩太大，所以后人便将那些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安到了齐襄公身上。
扯远了，总之，齐桓公的荒淫，是天下皆知，而且齐桓公对此也毫不忌讳，反而一副我错了但我不大可能改的嚣张态度，然而管仲却笑了，他感觉自己开始有些喜欢这个可爱的君主了，一个人不怕有毛病，就怕死不承认自己有毛病，甚至压根就不认为自己这是毛病，那样的人才最讨厌。其实真正的圣人都明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点儿毛病都没有的人，所有圣人都是凡人。
于是管仲微笑着回答道：“这的确算不上什么好习惯；然亦无害于霸也。”管仲认为“食、色，性也。”贪爱享受是人之常情，这些小节跟事业成功与否没啥太大的关系。更重要的原因是，虽然管仲口口声声礼义廉耻，但他自己也并没有，这还真是“志同道合”了。
比如《列子•杨朱》篇云“管仲之相齐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管仲他竟然跟齐桓公比赛着奢侈起来。桓公建柏寝台，管仲就建三归台（注5）；齐桓公“树塞门”，管仲也“树塞门”（指大门内的照壁，按照周礼，只能诸侯才可以有）；齐桓公“有反坫”，管仲也“有反坫”（指接待宾客时放置空酒杯的土台子，这也只能诸侯才可以有）；另外，管仲还使用镂簋（在器物上雕刻花纹）、朱纮（古代天子冠冕上的红色系带）、山节（将建筑物的斗拱叠得很高）、藻棁（指的是建筑物的梁柱装饰华丽），这更加只有天子才能染指，就连诸侯国君的宗庙宫殿，如此装饰都被认为是僭制（注6）。所以孔子都忍不住大骂道：“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这么做，当然有可能是在为齐桓公分谤，或者自诬。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上说：“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外国之君。”又说：“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替齐桓公分担舆论上的不利，主动追求享受，反而让齐国人对他放心了，这表现了管仲作为政客的妥协性一面。
但管仲这么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与他的经济思想有关。中国自古以来的圣人，都提倡勤俭节约，但管仲是圣人中的异类，他认为，拉动经济需要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所以，齐国应该在加强丝织品出口的同时，加强政府投资工程，并鼓励消费，甚至倡导奢侈。在《管子》中有一篇奇文，叫《侈靡篇》，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意思是如果大家都不消费，商品流通就会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那么办呢？必须多多消费，无比奢侈的消费，按我们现在的说法，也叫做拉动内需。
所以，管仲主张享乐主义，主张奢侈浪费，主张厚葬，这样才能促进流通，促进生产，促进就业。《管子》云：“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意思说，只要不人为的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停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管仲甚至认为，每当年景歉收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做，君王就应该大兴土木，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增加人民的就业，尤其要雇佣那些因粮食绝产而家境赤贫的人。总之我们要提倡奢侈，鼓励富人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甚至在蛋上雕个花再煮了吃，把木柴刻个造型再拿来烧火，这不是吃饱了撑的，而是通过刺激的需求来带动增长，更通过无用的消费来拉长产业链条，使居于产业链每一个环节的百姓都因此获益。
我相信每个第一次看到《管子·侈靡篇》的人都会叹为观止：这种通过增加政府投资与鼓励消费来刺激经济复苏、增加就业的做法，在当今之世并不罕见，可是在2600年前竟然就有这样的智慧，你能信么？要知道欧洲思想界直到17、18世纪才有类似的思想，比管仲晚了两千三百多年。所以梁启超论及管仲，不由赞叹道：“呜呼，管子之功伟矣！其明德远矣！呜呼，如管子者，可以光国史矣！”只可惜，管仲的思想在当时太过先进，以至于在相当长的古代社会，中国执政者都难以深刻领悟，而陷入不断强化国家统制，压抑消费的套路中，造成经济发展动力长期不足，囿于小农经济的模式之中（注7）。
事实上，管仲可以说是中国乃至世界国家经济主义的鼻祖。当然，也许在管仲之前，周幽王已经有一点这个想法了，只不过他跟王莽一样激进而不懂策略，所以不仅被贵族成功反扑，而且还被搞得遗臭万年。
有了周幽王的失败经验，管仲的路子就走得比较扎实了。而且在西周体制崩溃后，由于严重社会危机，在齐国出现了一批的有识之士，他们大部分都是沿海低级贵族，也就是卿大夫之下的士。所以管仲的那本《管子》，并不全是他一个人的智慧，而应该是以当时齐国沿海新兴士人与商人集团为基础的一个管子学派。这个学派应该已经积累了很多商业实践，所以我们看到这本书简直就是本奇书，足足两千多年前的书，竟然全是精深的超越时代的经济学理论。
当然，管仲身为大国宰相，他可忙得很，没时间写书，《管子》一书大概成书于战国时期，是他的徒子徒孙整理他思想形成的著作，大家搞经济的一定要读，跟《国富论》对比着读，读完，你会有两种感觉。
第一，凯恩斯和亚当·斯密是不是偷偷学过《管子》啊？
第二，管仲这些先进的经济学思想是如何在两千多年前出现的？
第一点我们无从查证，第二点管仲自己倒是回答了，他还挺谦虚，说这都不是自己发明的，是学习先贤的，什么先贤这么先进呢？管仲说他们是“燧人氏、单旗、泰奢、伯高……”
听了这些名字，是不是觉得智商受到了暴击，管仲这也太会扯了！说你不是穿越的我都不信！当然，这也不是他故意要扯，要知道他要在齐国进行改革，必须要搬出圣人来给自己背书，否则，以管仲那低微的出身，谁能听他的啊！
关于《管子》这本书，我就不展开来讲了，其思想博大精深，研究它的书籍也是汗牛充栋，没有几十万字根本说不透彻，所以我只提其中几个主要方面，只这几个方面，我们就会发现，齐桓用管仲，不至天下制霸，简直没有天理。可以说，管仲的出现，造就了中国历史一次质变性的飞跃。事实上，如果没有管仲经济振兴强齐，力辅桓公拯诸夏于倾覆危亡，中华文明的结局会非常悲惨！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注8）他认为管仲相齐造福后世，如果不是他横空出世，辅佐桓公称霸诸侯，那么所有中国人都将强迫穿上蛮夷服装，被蛮夷统治或同化，甚至整个华夏文明都会消亡。
孔子很少夸人的，他这也不是在夸人，因为这是事实。
现在我们就来简要介绍一下管仲在齐国的经济改革，这也是中国经济史上第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管仲经济改革第一步：由国家控制重要经济资源，首创“国有企业”垄断国家经济命脉，限制地方豪富的经济掠夺，并通过控制物价与税收，来灵活调节经济，这叫做宏观调控。同时刺激消费，刺激流通，对从别国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给予优惠政策，这叫做微观搞活。
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被称为“海王之国”（注9）。但是从前这些资源都掌握在当地贵族豪富手里，他们利用自身特权，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不仅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而且造成市场混乱，民不聊生。所以这个局面必须改观，否则齐国的国力必将持续衰退，甚至走向经济危机。
管仲于是实行了“官山海”的经济政策。所谓“官山海”，就是把山、海资源垄断起来，山上出铜铁，海里产海盐，全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所以要进行管制，实行民间生产，但由国家统购统销，这就是盐铁专卖制度。另外，管仲还建立了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从而保证国有资源不流失，保证国家财政稳步发展，保证渔盐之利国家专擅，“肥水不流外人田”。
此外，管仲还设立了国家物价部门，通过政府采购和抛售，调剂物资余缺，平准物价，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保证市场有序发展。
中国竟然在两千多年前就有物价局了？对，大家没看错，司马迁尝言：“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史记·货殖列传》）所谓“轻重九府”，就是调节市场价格的九个国家金融管理机构（注10）。所以后来管子这一门，在先秦诸子中也被称为“轻重家”。所谓“轻重”，最初就是指货币的购买力，小为轻，大为重。《管子》有言：“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所以国家必须根据国内市场的供需关系利用国家财政与货币来稳定市场——这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货币金融理论了。
此外，管仲还很会通过灵活征税来调节经济，比如说国家有大量的布，他就不再征布税，改为对原材料麻征税，麻价因为征税而暴涨，布价自然也就飞涨，这时候卖出去就能大赚一笔。而在对外贸易上，管仲也有征税绝招，如果外国商品质量高于本国，那就增加进口关税，降低其竞争力，控制其输入；反之本国如有优质产品需出口，那就降低出口关税，增加本国商品竞争力。是不是感觉如今国际贸易那一套，都是管仲玩儿剩下的？。
事实上，在管仲之前，周代的宗法制让“国、家不分，公、私不分”的观念甚嚣尘上，贵族只管自己发展，根本不管国家百姓；只有在管仲之后，中国才真正开始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可以说，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完备国家经济观念的政治家。
当然，光“宏观调控”可不行，那只是针对关于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而在微观的地方，小地方，他放开，实行“微观搞活”，具体做法就是对内刺激商业经营，促进市场流通，对外降低关税，给予外国商人“稽而不征”的优惠政策，也就是只稽查货物入关，却减免关税市税。对于生意特别大的商人，还给予食宿免费，草料免费，甚至给提供五个仆人。最夸张的是，为了让商贾们在吃好住好之余还能玩儿好，管仲在临淄开设了大量国营妓院，据《战国策·东周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真可谓服务周到。齐国本是东夷地（注11），其俗好淫，通奸乱伦，不足为奇，政府屡禁不止，不如放开收费，还可赚钱，岂不美哉？而齐国如此大力招商引资，实为中原列国之仅见，自然导致“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临淄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城市。
由此可见，管仲的确是一个实用主义政治家，只要能繁荣齐国经济、增加齐国财政收入，他并不在乎离经叛道。据西方学者研究，管仲开办的国营妓院比希腊政治改革家梭伦创立的雅典大妓院还早五十年，二人可算是东西双璧。
据说由于这些原因，管仲便成了中国传统妓院行业的祖师爷，逢年过节要摆出来当神拜的，俗称“老郎神”。据清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娼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这也算是他的一个另类收获吧。
另外，管仲鼓励自由经济，在客观上瓦解了宗法分封制的束缚，解放了人性，解放了思想，为战国时代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培育了丰厚的土壤。事实上，《管子》这本书便是诸子百家的先声与集大成者，其中“宏观调控”的部分，最后在中国发展成为法家；“微观搞活”的部分则在中国发展成为黄老之学。而在西方，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也能在《管子》中找到源头。从某个方面来说，管仲可称是整个中外经济治理体系的总鼻祖，同时也是整个先秦社会发展变革的引路人，他生活在那个时代，却洞悉了那个时代的走向，所以他最终超越了那个时代，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先知。
管仲经济改革第二步：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以大力发展工商业。
按《国语·齐语》中的记载，齐国有士农之乡15个，这是齐国的主要兵源。每个乡领导叫乡帅，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军事长官，这叫军政合一。
除了15个士农之乡，齐国还有另外六个乡，三个乡住工，三个乡住商，总共六乡一万两千户，他们通通不用服兵役，但也要“作内政而寄军令”，即以军事化管理的方式，聚居在一起，专门经商从工，并且子承父业，代代相传。管仲认为，同一个行业的人聚集在一个地方，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促进竞争，并可养成专业气氛，使人人安于本业，不见异思迁；另外大家购买相同的原材料，可以大宗购进，出货的时候则可以集中运输，既降低成本，也促进了商品流通。从齐国临淄故城出土的战国陶文来看，同一个姓的陶工，多聚居在同一个里或乡，并带有“王卒左敀”（应是军事性质的编制）或“某市”（应是负责市场管理的机构）的字样，足见当时齐国制陶业已有了相当专业与规范的统一监管。
管仲创立的这个“四民分业”是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社会职能分工与集中化生产，齐国由此形成了更加细致的经济和区域分割管理，极大地提高了工作专业化程度和劳动效率。今日国内各种之金融中心与高新区，以及美国之华尔街、硅谷，便是管仲这种经济管理思想的翻版。所以有学者认为：齐国的社会职能分工与传统生产技术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注12）。以丝绸为例，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注13），现在淄博的周村区，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丝绸发展中心，商贸相当发达，号称“旱码头”。
另据《管子》书中记载，齐国商业之发达，其贸易不仅限于中国而已，甚至还发展到了海上朝鲜等东亚诸国，史学界有些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海上贸易航线”或者“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短短数年，管仲就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他真是上天赐给齐国的宝物。在先秦各派思想家改革家中，儒家太过保守，法家太过严苛，只有管仲刚刚好。
在《管子》书中，还记载了管仲是如何打贸易战的，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贸易战记载，其经济思想之先进，从我们现在来看都很有借鉴意义。
关于这些贸易战，我们等到后面写齐国的称霸时再具体展开来讲。孔子尝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与其他春秋霸主不同，桓公能够称霸，很少靠军事力量，更主要是靠和平崛起，其中“尊王攘夷”的外交旗号与大量经济手段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管仲的经济头脑远超他所处的时代，甚至放到现在也不见得比哪个经济学教授差。他之前做生意为什么屡做屡亏，甚至“三辱于市”（见西汉刘向《说苑》），显然是由于身处弱势地位造成，你看，一旦他掌握了国家资源与国家机器，整个天下的财富就开始源源不断涌入齐国，所以鲍叔牙才说他纯属那种“给点阳光就能灿烂”的人。
注1：很多书里称齐桓公为姜小白，这是不对的。案郑樵《通志·氏族略》：“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践，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所以我们不应称小白的姓，而应称他的氏，春秋齐侯乃姜姓吕氏，本为吕氏部族的族长，周初封齐之后又可称齐氏，故应称其“吕小白”、“齐小白”、“公子小白”或者后来的“齐侯小白”。先秦时很多族群观念与我们现在不同。当时所谓“姓”，是代表有共同祖先的一群人，它源于远古时代的图腾，其概念与民族类似。而“氏”则是政治单位，包括属于同一政治集团的所有同姓人群。氏通常是姓的分支。另外，“宗”字由屋顶和祭案组成，代表祭祖有严格规定的亲属集团。“族”字由旗和箭头组成，很可能是军事单位。换句话说，“姓”相当于民族，“氏”代表领地，而“族”表示自治的一群人。参阅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1954年，第7-10、35-37页。做进一步探讨的有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10-29页。
注2：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
注3：在古罗马，人们称骨螺染紫为“帝王紫”。针对罗马时期皇室对骨螺染紫的狂热，艺术史家约翰·盖奇（John Gage）曾说：骨螺紫完全是皇帝的私有财产。任何一个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紫色，就如同与国为敌。不论是使用骨螺紫，还是仿制的紫色，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不过，中国在秦始皇时期发生了一次技术进步，人工合成了一种廉价的紫色染料硅酸铜钡（可能是给秦始皇炼丹时发明的），并将其用于秦俑染色。该技术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寻找高温超导材料的科学家意外合成。
注4：《正统道藏》卷54《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盖丛柏之尊，天降灵气，秉植万年。……以柏木为相，秉天地之秀气，受正万年，灵司称金木之体，地府贵生成之简。故古之棺椁，柏木为之者，免三涂之役。”
注5：关于管仲“三归”有好几种说法，一说是管仲娶了三个不同姓的妻子，一说是管仲筑了一个台，将财物、女子藏在其中。
注6：如鲁庄公在公元前671年“丹桓宫楹”，将父亲鲁桓公的宗庙的柱子漆成红色，《左传》《谷梁》《公羊》三传都以为非礼。《左传》宣公二年说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还有鲁国贤臣臧文仲为大龟盖房子也“山节藻悦”，也被孔子大骂为不智之举（《论语·公治长》）。
注7：韩昇：《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69-170页。
注8：见《论语·宪问》。所谓“被发左衽”，就是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这是蛮夷人的装饰；华夏人必须把头发束起来，衣襟向右开。
注9：近来在渤海湾区域的盐业考古发掘，也有力的证实了这一点。考古人员在这一带，发现了大片的制盐遗址与大量煮盐用具（将军盔），年代从晚商直到汉代。另外，根据殷墟出土卜辞与山东滨州商文化考古，早在商朝就有名为“卤小臣”的官员，专门负责管理山东地区的盐业生产与收集分配。详见燕生东等《渤海南岸地区发现的东周时期盐业遗存》；王青《山东莱州湾南岸盐业文化遗产的现状与保护》。
注10：根据张守节《史记正义》，这“九府”就是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
注11：齐的统治者虽来自西方羌族，但自太公西来建国，便一直尊重当地东夷的传统文化与习俗。从墓葬形制方面来看，齐墓hy.Cc22.iNFO68的带墓道和腰坑特点是东夷传统文化的反映。齐墓中普遍流行的腰坑内几乎全都有一条狗随葬，而用狗作为牺牲亦是东夷文化的传统。
注12：见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注13：早在商初，生活在山东的殷人就已经开始成批的向外销售丝绸了，西周初年，齐太公吕尚更是大力发展丝绸产业，使齐国大富。《管子·轻重》曰：“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司马迁《货殖列传序》亦曰：“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
齐鲁长勺之战齐军惨败之后，齐桓公也算是明白了，齐鲁在军事上其实相差并不大，特别是当对方不讲规矩的时候你尤其拿他没办法。看来，有时候，武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
那么什么才是最好的途径呢？管仲告诉齐桓公：可以用经济手段。也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贸易战。
然而打贸易战，首要一个前提是要有足够的资金，否则必败无疑。但管仲改革一向提倡低税制，比如在重要的农业税上，齐国两年才征一次税，税率丰年15%，平常10%，歉收之年5%，如遇饥荒，则免税！而在商业税上，其关市税率只有1%到2%。管仲认为，多收税对国家的财政未必是件好事。首先税越多，国家要养的基层税吏就越多，行政成本投入就越大，这不利于政府实行轻资产运作；其次古代的税收大多是“直接税”，它是有形的，是直接从老百姓兜里掏钱，有点像明抢，容易让人民心生不满，小者转移财产，偷税漏税，大者甚至会造反。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偷之于无形，哦不是，是取之于无形，办法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官山海”。管仲让政府来垄断盐铁专卖，由此便可“寓税于价”，把税收隐藏在生活必需品盐铁之中，使老百姓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这种税就叫做“间接税”。“间接税”的好处在于，它可以节省收税成本（可以少养很多税吏），并降低纳税人的税负痛苦，他们既不知情，自然毫无怨言，最终政府的支持率也一点儿都不会下降。
而且，“官山海”的收入，可一点儿不比直接收税少。
据现代考古发现，春秋是青铜向铁器过渡的时代，按照《管子》书中记载，当时礼器、兵器、木工用具普遍用青铜（美金），针织用具农具工具则多为熟铁（恶金）锻打而成。铁作为一切工作之工具，是重要生产物资。齐国经济发达，冶铁业极为兴盛（注1），只要把齐国官营的各种铁器的价格增加一丁点儿卖往天下，积累起来就是天文数字。
其次，天下每人每日都要吃盐，盐是重要生活物资，而当时中原地区除了晋国的河东盐池，只有齐国临海专门出产海盐，其他国家都没有。
管仲于是给齐桓公算了一笔账：
当时齐国约有50万户200多万人，中原地区则大约2000万人口。最保守的估计，至少1000万人口消费齐国的海盐。平均每人每月食盐大概3升（注2），每升只要加价2钱，齐国每月可获利竟多达6000万钱，是当时齐国每月税收收入的两倍！
这是什么概念？这不就等于“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给齐国交税了么（今日之美国深明此道）！？所以管仲自豪的称之为“煮沸水以籍天下”，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收取无穷无尽的税赋，简直酷毙了。
更妙的是，由于盐是微量消费品，“全世界”人民并没有感觉到齐国对他们的经济剥削，仍然孜孜不倦无怨无悔的为齐国输送财富。至于在齐国国内，齐桓公因为外贸利润丰厚完全不用担心财政赤字，这样就可以大量减免农业税与商业税，实现管仲的低税制。也就是说，盐铁价格的上升，不仅不会加重齐国百姓负担，反而让国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这也进一步证明了管仲的“富治思想”，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手里有余钱，老百姓手里有了钱，才会从官商那里购买生产生活资料，从而又促进生产，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如果老百姓的钱都被高赋税搜刮走了，拿不出钱买东西，市场就会萧条，就会萎缩，形成恶性循环。
需要指出的是，管仲在齐国搞的是盐铁专卖，而不是盐铁专营。齐国并不专搞国营工厂，因为管仲认为这样生产效率不高，而且有伤民生，因为你要是“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竟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管子·轻重乙》）。所以不如实行包商政策，也就是将山海资源承包给民间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其具体办法是“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管仲不愧是商人出身，非常懂得如何与百姓互惠互利。一百多年前的周厉王就不懂得这个道理，专山泽之利，结果弄得诸侯与国人皆起而叛乱，将这位失败的改革家踢下了王位。
事实证明，管仲的包商政策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后世汉武帝为了最高限度的提高财政收入，实行了盐铁专营的制度，与民争利，结果导致国民分裂的恶劣情况，差点让大汉提前灭亡。而管仲之策，置十抽三，统购统销，既能让国家和百姓都能赚取巨额利润，还能控制盐业的销售和产量，进而控制盐价，这是相当高明的举措，也是后世封建王朝最常使用的盐铁制度。没想到吧，“资产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在两千六百多年前，就由管仲首创了。
总之，通过“官山海”政策，齐国在不压迫百姓的情况下，积累了巨额财富。而有了这些财富，管仲就可以施展其手段，控制它国经济，进而控制对方的政治，则敌国尽在我彀中，这岂不比辛辛苦苦舍生忘死去打仗轻松得多，有趣得多么？
齐桓公对管仲的提议很感兴趣，既可称霸天下，又不用战争流血，简直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嘛，这样好的事儿哪里找去！可是亲爱的仲父干爹啊，咱们具体该怎么做呢？
管仲告诉齐桓公：鲁国丝织业发达（注3），跟我们齐国有的一拼。现在，我们就要帮他们一把。君王您可以带头让齐国贵族们改穿鲁国生产的绨料衣服（绨是一种较厚的丝织品，质地较粗而表面光泽平滑），还要带动鼓励全国的百姓都去买，让鲁国人大赚一笔！
齐桓公大为不解：仲父你没搞错吧，寡人是要制伏鲁国，不是要他们富。而且这样搞的话，我们齐国的丝织业可以大受打击了。
管仲笑：君王不闻“预先取之必先予之”乎？我们就是要让鲁国人先占便宜，再来对付他们！至于我国的丝织业，可以由国家收购，绝对不会受影响，而且到时候会有大用处！现在，咱们就先让国内的丝织品完全依赖鲁国进口，这样一来，鲁国的农民就会放弃种田，全去种桑养蚕，或者进城去当织厂农民工……
齐桓公突然一下子跳了起来，叫道：好，就这么办！
管仲与齐桓公双手紧握，齐声发出了阴险的大笑。
很快，齐国成了鲁国绨衣的海洋，世人还以为这是一场时尚风潮，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竟然是管仲的阴谋。
于是，“made in 鲁”的服装在齐国成为了紧俏商品，价格大涨。
然而，管仲不但没有提出反倾销政策，限制鲁国丝织品进口，反而派人去跟鲁国的商人说：你们给我贩来绨一千匹，我给你们三百金；贩来万匹，给三千金。反正越多越好。
鲁国的商人怀疑地问：太宰为何要如此？
管仲笑：没办法，谁叫齐国百姓喜欢你们的产品呢？反正我们齐国人有的是钱，花都花不完，而且这样你们的政府财政有盈余，就不必向人民征收农业税了，我们这是双赢啊！
为了迷惑这些商人，管仲还收受了他们提成，假公济私大赚了一笔。
商人们大喜，便开始大量养蚕种桑，并招工开织厂，源源不断的向齐国输送绨匹，以赚取巨额利润。而鲁庄公发现纺织品给鲁国带来的贸易顺差后，也大喜起来。
——纺织业繁荣，政府的税收就多，税收多，寡人就可以大幅减免农业税，让百姓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如此国富民强，何乐而不为？
于是鲁庄公发布了大量优惠政策，鼓励全国百姓加入到丝织业大军中来。
一年后，管仲派人到鲁国考察，发现鲁国已经经济泡沫弥漫了。农村人口全都毁粮种桑，城市人口则全改行开织厂，资金不够怎么办，找地下钱庄借！以前钱庄借钱，庄主还考虑一下借款人有没还贷能力，有没有房产抵押之类的。现在，只要是说借钱搞丝织业的，统统放贷，丝织业现在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哪有还不起钱的！
这可真是全民大织鲁绨。鲁国大城小镇，几乎所有车辆马匹都被用来运输出口到齐国的丝织品了，街道上的灰土遮天蔽日，如同刮起了沙尘暴，十步之外都看不见人。
农业型大国鲁国已被管仲成功和平演变为纺织轻工业“发达国家”了，其经济发展速度增长的超快，快的都有点难以置信了。
好，时机成熟，鲁国人也该为他们的见钱眼开付出代价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切的繁荣，都是虚假的，都是泡沫，都是管仲的阴谋！
果然，齐使回来报告完情况，齐桓公于是立刻改穿齐国丝帛，并声称极其讨厌鲁绨，并放开国库，向老百姓与中原各国低价倾销之前囤积的齐帛，同时闭关，停止进口鲁国丝织品，停止向鲁国出口粮食。
两个月后，上行下效，齐国穿鲁绨的人已然绝迹，再过两个月，中原各国也很少穿鲁绨了。
十个月后，管仲再派人去鲁国考察，发现鲁国已经陷入了粮食极度紧缺的窘境之中，百姓饥贫，民不聊生，鲁绨堆积如山变成废物，丝织厂大批倒闭，鲁庄公什么税都收不上来了，政府财政赤字疯狂暴涨，庄公无奈，只得赶紧命令百姓改种粮食，但短时间内粮食根本无法收成，结果鲁国的粮价竟然暴涨到一千钱，是齐国粮价的一百倍。齐国的商人趁机到鲁国高价出售齐国粮食，将鲁国之前卖鲁绨赚到的钱，加倍赚了回去（注4）。
至此，鲁国农业完蛋，经济崩溃，百姓无法生存只得逃亡，两年后，鲁国民众有十分之六跑到了齐国。齐国人口大增，越发强盛，而鲁国国将不国矣！
齐桓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83年，鲁庄公被迫归顺齐国，桓公恩赐了他一些粮食，让鲁国勉强渡过难关。这就是鲁国退出春7q.Cc22.iNFO68秋大国行列的一个转折点，十余年后鲁庄公去世，庆父作乱，鲁国进一步衰弱，就基本上沦为中小诸侯了。而齐国则进一步强大，此后还依样画葫芦，用类似的方法打败了强大的楚国和宋国（注5），这就叫杀敌不见血，灭国不用刀，事实证明，杀人破国成本大反噬也大，而利用贸易战控制敌国的经济命脉，也能将其安排的明明白白。
我的另一本新书《这才是真正的诸葛亮》中，讲了三国时的一场贸易战，这场贸易战，诸葛亮利用直百钱与蜀锦收割了东吴与曹魏的财富，非常成功，相当高明。但很显然，如果曹魏和东吴能够好好地学习《管子》，联手抵制蜀锦，诸葛亮的日子肯定会相当难过。当然，前提是曹魏和东吴的织锦业也必须足够发达才行，而曹魏和东吴没这水平，所以估计也还是很难办。归根结底，蜀汉织锦发达，号称“魏晋以来蜀锦兴，锦缕专为蜀有”（朱启钤《丝绣笔记》）。齐国则“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注6）。此二者的丝织产业对敌都是碾压性的优势。由此可见，贸易战最终还是国家意志、产业结构和经济水平的综合比拼，这才是蜀汉与齐国成为赢家的原因。
最后说一下，读史鉴今，研究诸葛亮和管仲的贸易战，对我们现在中国还是相当有借鉴意义的：
第一，国家重要物资与经济命脉一定要掌握在我国自己手中。
第二，绝对不能过分依赖进口。
第三，保护民族工业，保护国家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不被国外资本家变相掠夺。所谓“得物为胜，得币为亏。”然也！中国地大物博，资源雄厚，自己不善加利用，反而贱价卖给别国，岂不谬哉？
齐鲁贸易战之后，鲁国归服了齐国。而这时候，齐桓公突然放软姿态，向鲁庄公提出了一项请求，请他帮自己说一门亲事儿。
说到底，鲁庄公的母亲是齐桓公的姐姐，大家亲戚一场，不用把关系搞得那么僵。再说了，当年鲁国的先祖周公旦与齐国的先祖太公尚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认为他们劳苦功高，故特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双方几百年的传统友谊，怎么能说忘就忘。只要鲁庄公乖乖听话，齐国也不会为难他的。
所以，齐桓公对鲁庄公一直都还是很客气的，因为鲁庄公说的这门亲事儿可不得了，对方是周天子庄王的女儿王姬，地位尊贵无比，这对齐而言无疑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政治联姻。齐桓公做了周天子的女婿，就可以上借天子之势，称霸诸侯，号令天下！
齐桓公与王姬的这门亲事，为什么一定要鲁庄公来主持才行呢？原来这是一个政治传统。按照周礼，天子将女儿嫁给诸侯，必使同姓诸侯出面主婚，如果天子亲自主婚，则会混淆了天子与诸侯的尊卑界限。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又是周礼的开创者，鲁周关系远超其他诸侯，所以历代齐侯娶王女，一般都由鲁君来说媒主婚。
于是，在这一年冬（公元前683年），齐桓公亲自来到鲁国，迎娶周王女。
同时，蔡、卫两个姬姓诸侯也各自送来女儿，作为周王女的陪嫁之滕妾。于是，齐桓公满载而归，身后一片莺莺燕燕，好不得意，好不幸福。
什么是滕妾呢？原来，在周代，诸侯国君迎娶夫人时，女方往往会把新娘的一个侄女和一个妹妹打包嫁过去做小老婆。与此同时，女方的两个同姓诸侯国，也各会出一名宗室女子陪嫁，并且每位宗室女子也都有一个侄女和一个妹妹相从（注7）。这样算下来，诸侯国君迎娶一位夫人，就同时会收纳九名女子，这也是滕制婚姻的标准做法。值得注意的是，齐桓公这次所娶的九位贵族女子皆是姬姓，这又与周人同姓不婚的习俗有关。
而周人作为远古时期思想最先进也最开放的民族之一，他们与殷人与希腊人皆不同。殷商之族，擅长做买卖，好周游世界，为了保证本族的利益与团结，他们同姓而婚（也就是族内婚），禁止外婚（注8）；希腊人则崇尚城邦政治，为了保证城邦公民的利益，他们也禁止外婚，一旦发现，子孙几代都有被开除公民籍的危险。而周族之人则擅长稼穑，喜欢搞武装殖民（即分封），故有同姓不婚的禁忌——这也是周人总结殷人经验教训所致。
在古代，婚姻从来就不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的事，而是当时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它使两个家庭或家族紧密地共同追求荣誉与利益。可是，殷人只在同姓中缔结婚姻，那如何才能团结、融通异姓异族之人呢？所以每一代的殷王都是好战之人，这不是他们天生喜欢打仗，而是他们不搞联姻，就只能单单通过武力来镇压异族叛乱。结果最后殷纣王众叛亲离，被周人联合天下诸侯一起给灭了。西方也是如此，如雅典、斯巴达等古希腊城邦抱残守缺，不予外邦结婚，结果逐渐衰弱，而鼓励外婚的马其顿人与罗马人则迅速崛起。总之，积极联姻，海纳百川，这是一个成功民族的基本素质。事实上，周人的姓“姬”字，甲骨文的字形就是一位盛装的女性与一把密齿的长梳子之状，远古时这种密齿长梳子的材料往往是贵重的象牙或美玉，足见此字的原意就是贵妇之意（注9）。由此推知，周人的民族特点，一开始就是喜欢将其族的贵妇人嫁予他族，以达到融通血缘、减少争战，团结盟友的目的。
正因为如此，周人在翦商成功上位之后，便立刻采取柔性之措施，通过大量与异姓贵族乃至异族蛮夷缔结婚姻关系，将各族群的贵族编成一张巨大的联姻之网，日积月累，族群间的血缘壁垒也就被慢慢打破了。于是远古时的万国林立，渐变成了通融和谐的华夏族。在西周很多贵族的青铜器铭文之中，都会用大量篇幅提及自己母亲、妻子母家之国氏以及女儿所嫁之国，可见这不仅是习俗，也是他们在强调自己盟族（国）之多，盟族（国）之贵。所以齐桓公坚持同姓不婚与滕制婚姻制度不动摇，正是为了多多与周室及重要姬姓国家缔结姻盟，对日后称霸那可是大大有利！《诗经》因而有诗《召南·何彼秾矣》赞曰：
何彼秾矣？棠棣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 何彼秾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其钓维何？维丝伊缗。齐侯之子，平王之孙。意思是：
怎么那样秾丽绚烂？如同棠棣花般庄重美丽。怎么这么肃穆呢？王姬出嫁车驾真壮观。
怎么那样秾丽绚烂？如同桃李花般娇艳欲滴。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永结同心。
什么钓鱼最方便？撮合丝麻成红线。齐侯之子，平王之孙，永结同心。
这是一首爱情诗，也是一首政治诗，它代表了周人与齐人代代联姻的政治同盟关系牢不可破，齐桓公更是通过在床上奋战，以身践行了这一点。
根据各种史书的不完全统计，齐桓公的老婆和儿子数量应为春秋之最，不仅姬姓，他还与嬴姓的徐国与葛国，以及子姓的宋国联姻。比起专情且无子的齐襄公，齐桓公真可谓家庭事业双丰收，看来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一下“红颜祸水、好色亡国”这句话了，齐桓公、晋文公、汉武帝、唐太宗都是出了名的好色，但这对他们的事业好像也没啥影响。依我愚见，比起好色来，专情似乎更危险，欧阳修说：“英雄多困于所溺。”爱好广泛不要紧，关键要自我克制，不能沉溺。读遍史书，多少昏君，都是痴情种。
注1：近年考古学家对齐故城阚家寨冶铁作坊遗址、张店铁山露天采矿现场、采矿老洞遗址及相关出土文物进行了多次研究论证，指出淄博（即齐都临淄）一带铁山是齐国最早的冶铁之地（其年代可早至西周晚期），也是中国的冶铁发源地。考古学家还对临淄故城内数量众多的冶铁遗迹（共19处）采集的铁渣样本所含木炭进行了测年，发现其年代从西周晚期延续到东汉时期，证明临淄冶铁业作为齐国的重要支柱产业历经千年。参阅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544页。另外，春秋中叶齐灵公（齐桓公曾孙）时的《叔夷钟》铭文中有“造铁徒四千”的记载，更可见管仲改革之后，齐国有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采铁冶炼的官徒。当时很多国家的铁制农具，恐怕都要从齐国进口。
注2：春秋时一升只有现在的两百毫升左右，故三升实为600毫升，若为粗盐，则实重大约720克，平均每天每人用盐量达到24克。这似乎过高了，今我国每人每天平均食盐的摄入量只有10.5g，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建议一般人群平均每天摄盐量应当控制在6-8克以下。我国古代用盐量为何比现代要高这么多呢？一则古人劳动强度远比现代人高，流失汗水多，其需补充的盐分也要多。另外古代没有冰箱，很多食物的保存需要靠盐腌渍。事实上，居延汉简中戍卒“廪盐”定量亦是每月三升。参阅王子今：《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66-184页。
注3：据《左传·成公二年》，鲁国后来曾一次性送给楚国善于丝织的能工巧匠数百人。
注4：春秋时期农业生产落后，各诸侯国家的规模也不大，其他国家都不会有多少余粮卖给鲁国，而且由于道路交通条件的限制，运粮成本很大，所以也只有邻居大国齐国才有办法运一些余粮到鲁国卖。
注5：当然，《管子》中的这些故事虽不全然是空穴来风，但肯定也有所夸大。管仲及其后学们也许只是看到了贸易战的一些危险，所以夸大其词，以警告统治者：一切奢侈品都是浮云，只有粮食安全才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注6：出自《汉书·地理志》。所谓冰纨，为精炼的素白平纹绸，滑爽细腻，光泽焕然，望之生寒，因而得名。“绮”是在平纹地起斜纹花的提花丝织物。“绣”则是彩色丝线刺出图样的纺织品。
注7：见《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及《左传·成公八年》：“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这大概是上古群婚制的遗留吧。
注8：所以殷商先妣皆称“妇某”，而不提其族姓，因为殷商后妃与商王一样皆为“子”姓。只有到了殷商末年，才有商纣王每每破坏传统，而娶异族女子为妃，比如鼎鼎大名的妲己，她来自“己”姓的苏国，而非“子”姓的商族，所以不能呼“妇妲”。
注9：参阅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296页。
大家都非常熟悉《史记》中“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周幽王被描述成一个好色且任性的昏君，正是由于他宠幸“妖女”褒姒，搞得朝政日废，民不聊生，而为了博得这妖女一笑，他竟然随意点燃烽火，玩弄诸侯的感情，侮辱诸侯的尊严，结果导致戎人入侵，诸侯无人来救，西周灭亡。
然而，据清儒古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系年》的最新记载，《史记》中所谓“烽火戏诸侯”的传说，只是“周亡（幽）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的一种戏剧化演绎方式罢了（注1）。自西周中期以来，随着王畿贵族们累世供职于周王室，周王室的土地一点一点通过赏赐流入了他们的财库（注2），至西周晚期，周王室的权威已遭到了严重削弱，而诸侯贵族的势力则大为崛起（注3）。当诸侯来朝，周夷王甚至自废觐礼，“下堂而见诸侯”，以求取诸侯的拥护；周夷王之子周厉王更是被国人暴动赶下王位，而由卫国国君“共和伯”入主周室执政称王，从此开启了日后春秋时代诸侯兴起的滥觞（注4）。接下来周宣王虽然又稍稍复兴了周室，还屡征戎狄淮夷，以榨取财物、掠夺劳力（见兮甲盘铭文），想要挽回周朝的颓势，结果却在晚年接连失利，乃至在千亩之战中“败绩于姜氏之戎”，“亡南国之师”，使得周王室的嫡系军事力量大损。
在这种情况下，周天子本该认清形势，制定长策，零敲碎打，以缓图之。但宣王之子周幽王即位后，却仍急于加强君权，强硬实行改革，不仅驱逐老臣（注5），侵犯贵族们的既得利益（注6），还带头废嫡立庶，破坏周礼，所以诸侯们才在周室危亡之际做了吃瓜群众，坐视戎人杀死周幽王父子。这也就是《国语·郑语》上说的:“（幽王）九年而王室始骚（乱），十一年而毙。”所以，“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应是后世诸侯们编出来吐槽周王破坏传统、作法自毙的。而后世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即便对此故事有所怀疑，但作为儒家的信徒，他们也只有将褒姒妖魔化，才能调和西周王朝的崇高声望与其耻辱结局之间的矛盾，也才有理由继续视西周王朝为模范王朝，并继续苦修其礼仪与经典作为治国与立身之道。
周幽王死后，晋、郑等中原诸侯便将周平王东迁往成周（注7），以躲避戎患，并在东方求取新发展。自西周建立以来，王室便着力于开辟南国，在东南持进取政策，而在成周寄存有不少东方与南方的委输，正好作为周室的新京师（注8）。可是，周平王也是有污点的。原来，平王这个太子，本是周幽王与申戎首领申侯之女所生，而周幽王当初废嫡立庶，也是为了消除申戎在周政中的影响；但周平王并不甘心被废，所以逃到了舅舅申侯那里求援，并被申侯、鲁侯、许文公共同拥立为“天王”以对抗（古本《纪年》），周幽王欲进行讨伐，可没想到，申戎竟然联合犬戎（注9），攻入西周杀死了周幽王。
由此可见，这周平王实有篡位弑父之嫌，他无论在道德、威望还是实力上，都无法做到统御诸侯（注10）。结果天下诸侯都有样学样，撒了欢的礼崩乐坏，弑君乱政，戎狄蛮夷趁机交相入侵，染指中原。就在这旧秩序已经崩溃，新秩序还未建立的关键时刻，齐桓公与管仲站了出来，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从而在王政之下，建立了霸政新秩序，这才保证了华夏文明Cc55.iNFO68的存续与绵延。所以我认为，讲述春秋时代的最好起点，应该是齐桓公与管仲，而绝非那个射中王肩而让旧秩序崩溃更快的郑庄公。
注1：事实上，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也并不支持西周时代就有烽火台的论断（最早出现烽燧预警，应在战国时代）。况且，等诸侯们看到烽火召集军队前来，至少也要十几天，等这么久，褒姒怎会笑？非但不会笑，怕是还有一种等人的烦躁。
注2：此即《诗经·大雅·召旻》所叹“日蹙国百里”。所以，西周后期的彝铭中虽然也有不少册封典礼的记事之作，但是其封赏的财物仅限于服饰、弓箭以及仪仗等物，以示荣宠而已，不再有周初封邦建国时赏赐大量山川土田和劳力的宏大气魄。参阅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22年，24-25页。
注3：参阅许倬云：《西周史》，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王国维：《王观堂先生全集》第6册，以及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虽然在传世文献中很少提到这一点，但李峰通过金文发现，强大的贵族力量有时会令周的王室权威黯然失色。许倬云也认为，随着王臣一代一代占有土地，日积月累，王室直接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晚周之际，边患日亟，许多新领主，原为保卫京畿的驻防，其由驻防而变成割据，对于西周王室的实际力量，当然也构成严重的影响。朱凤瀚则通过召伯虎利用官职之便庇护小宗行为的分析，认为西周晚期在贵族家族内部才强调宗族的观念，而其尊重王朝之意识已日渐淡漠，世族势力开始直接威胁王室的利益。晁福林则从《诗经》中发现，西周晚期出现了大量赞颂诸侯贵族的诗篇（如《崧高》《烝民》《韩奕》《江汉》《黍苗》《出车》等），而这类诗句在西周前期和中期的诗歌中没有踪影可寻。王国维也由散氏盘铭文的记载，论及周室的式微，以邦畿之内，兼并自如，且两国擅自割地签约，实在目无王纪。王氏因此叹息，“周德之衰，于此可知矣”。
注4：关于“共和行政”，《史记·周本纪》谓“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但晁福林根据古本《纪年》、西周彝铭以及战国末年《鲁连子》等史料考证认为，周厉王被赶走后，诸侯便“奉（共伯）和以行天子事”，共伯和遂“干王位”，并在彝铭中被称为“皇君”。直到周厉王死后，共伯和才让位于周宣王，并“复归国于卫”，死后被谥为“睿圣武公”（《国语·楚语上》），也就是后来护卫周平王东迁的卫武公卫和。晁福林认为，共伯和以诸侯身份而能够入主周室，并且执政称王，这表明诸侯国的势力和影响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以诸侯国的霸权迭兴和群雄逐鹿为社会特征，实肇端于此次“共和行政”事件。参阅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出版，2022年，7-12页。
注5：详见李峰《西周的灭亡》第四章《党派之争与空间的崩溃》。李峰通过分析《诗经·小雅》中《十月之交》与《节南山》两篇发现（远古时期诗史不分，这些记事诗有很大的可信度），幽王早年西周王室中曾经有过一次激烈的政治争斗，结果老臣皇父一派遭到沉重打击，该派首领皇父也遭到驱逐，被迫隐退东部，在洛邑北面的向（今河南济源）度其余生。
注6：西周是分封制的政权，其政权基础在于封君与封臣之间诚信守约的契约精神，现在既然周天子不再信守许下的承诺，诸侯也不再遵守约定，那周朝也就维持不下去了。
注7：成周，即周成王与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崇文德”，而经过科学测算（在夏至日以圭表测日影），在天下的中心（土中）驱使殷遗民所建造的东都（今河南洛阳东北白马寺一带）。因为古人认为“土中”是天地、四时、风雨、阴阳的交会之处，也就是宇宙间阴阳冲和的中心。用天地的中心做人间统治者的中心，则自然可以奠定周基、天下太平了（成周的成通城，引申为奠定之意）。相传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的“测影台”，就是当年周公测日影之处，至今仍保存着唐开元十一年南宫说所立“周公测影台”石表。据说周公用土圭测得夏至这一天午时，八尺石表与周围景物都没有日影，于是确定这里正是“土中”。
注8：《春秋公羊传》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京的甲骨文，形如高大的建筑物，因此本意为建在高处的屋子，引申为乃高大之意。师的本意则是军队，自然有众多的意思。
注9：申侯乃西申国的国君，同时也是申戎的首领，与犬戎一样都是戎族，只不过，犬戎活跃于萧关以北，申戎则活跃于萧关以南的陇东地区，具体在今甘肃平凉一带。
注10：终春秋之世，各国诸侯或单独或二人相偕或集体朝王未足十次，即便是“礼仪之邦”鲁国，其十二位鲁君也只有三人次朝见周王（却去了霸主晋国那里20次），但周天子却聘问（讨钱）了鲁国七次。《左传》中还多次记载周天子向诸侯“求赙（助丧之财物）”“告饥”“求车”“请城成周”。周平王之孙周桓王死后，周王室甚至穷得办不起丧礼，等了足足七年才将其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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